1949年12月，中共川东区党委和川东行署正式成立，阎红彦将军担任川东区党委副书记和川东行署主任。作为一名曾在战场上征战南北的将军，他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了地方，踏上了人生全新的征途。
当时，四川由于长期受到帝国主义、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封建军阀的严酷统治，社会秩序极度混乱，人民的生活极其困苦。阎红彦刚开始接手地方工作的重任时，深知自己对这类工作经验不足。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，他不仅虚心请教他人，努力学习相关知识，还始终坚持下基层，亲自走访百姓，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困境。通过这样脚踏实地的工作方式，阎红彦逐渐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赞扬。
阎红彦的工作作风非常民主，他平易近人，从不摆架子。某次因工作分歧与一位同志发生争执，作为军人出身的阎红彦脾气火爆，一时失言称对方“放屁”。那位同志在愤怒之中冷静应对，反问道：“究竟是我放屁，还是你这个主任在放屁？”话一出口，场面顿时安静下来，阎红彦瞪大眼睛看着对方，一时无言。事后，别人找那位同志谈话，批评他态度过于激烈，然而第二天，阎红彦亲自找到了他，诚恳道歉：“昨天的言辞过于冲动，伤害了你，我向你道歉。”这位同志感动不已，心中暗自生敬。阎红彦则劝道：“别为这事太介意，工作中有争执很正常，大家一起努力，难免会有些摩擦。”从此，他对这位同志的信任丝毫没有减少，仍然给予平等对待。
展开剩余77%1952年秋，四川省恢复建制，阎红彦被调任省里工作，并先后担任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、四川省副省长、重庆市委第一书记、成都部队政委和中共西南局书记等职务。虽然职务繁重，他依然保持着革命时期那股拼劲。经过多年的工作历练，阎红彦在地方工作的能力越来越强，逐渐形成了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，并且始终坚持根据实际情况办事。
1959年初夏，阎红彦听说某县的油菜籽大丰收，欣喜之余亲自带队前去视察。在油菜试验田收割过程中，阎红彦惊喜地发现亩产达到260斤，远高于预期。为了验证成果，他要求再次收割确认结果，并计划召开会议庆祝。然而，几名干部为了面子，试图在数据上做手脚，阎红彦敏锐地发现了这一行为，深感愤怒，并当场严肃批评了他们。随后的省委会议上，阎红彦将这次弄虚作假的问题带到会议上，指出这种现象的危害，并呼吁全体干部要警惕。
在工作中，阎红彦兢兢业业，生活却极其简朴。他自1952年到成都后，一直住在组织安排的老旧房屋里。尽管有关部门考虑为他换上透明玻璃，他却婉言拒绝，表示：“这房子足够用了，国家经济困难，不必浪费。”甚至当部门提议为他安装避雷设备时，他依然坚决反对：“老百姓都不怕雷，我怎么能怕呢？”在工作上，阎红彦也从不计较个人待遇。部队的工资改革时，部队为他发放了工资，他却主动要求退回，表示：“我并不需要额外的工资，地方工资已经足够。”
1960年代，阎红彦一直兼任部队职务，始终关心军队的建设和发展。无论军事训练还是政治教育，他都保持着高度关注。1959年冬，阎红彦调任云南工作，担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。上任后，他亲自进行调研，了解基层民众的需求，首要解决的便是吃饭问题。为了帮助群众度过难关，阎红彦组织工作组深入农村，确保人民的基本口粮供应。通过这一系列措施，云南的民生逐渐得到缓解。
1961年5月10日，阎红彦在调研后向毛主席写信，提出了关于解散公共食堂的建议，认为该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，应由群众自愿决定。毛主席收到信后，亲自批示：“阎红彦此信写得很好。”同年6月，中央工作会议正式决定取消人民公社的部分供给制度，并停办公共食堂。
然而，随着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爆发，阎红彦将军也难逃此波动。1966年8月中旬，阎红彦前往北京参加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，会议结束后他匆匆返回昆明。回到昆明后，阎红彦与其他领导讨论了会议情况，并对未来局势作出了预测。然而，接下来的局势发展远超预期。
1967年1月7日下午，阎红彦接到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的电话，原本计划见面的秦基伟因处境不安全未能如期而至。阎红彦对此深表理解，并安慰妻子：“看来他的日子也不好过，我自己何尝不也是如此。”接下来，阎红彦的立场愈发坚定，始终坚持真理不畏权势，但仍遭到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。最终，阎红彦将军于1967年1月8日不幸逝世，终年58岁。
阎红彦将军的去世震动了云南，全省党政军干部纷纷表示哀悼。尽管当时林彪、江青集团禁止举办追悼会，昆明的党政军机关和群众自发为阎红彦将军举行了追悼仪式。周总理得知阎红彦的死讯后深感震惊，并含泪表示：“阎红彦是个好同志，他心系工作，他不该死啊！”
直到1976年，随着“四人帮”被彻底打垮，阎红彦的冤屈才得以平反。1978年1月24日，阎红彦将军的遗像悬挂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，哀乐回荡，百感交集。在这个庄严肃穆的时刻，阎红彦将军与朱德、贺龙、陈毅等开国元勋一同安息，永远不会孤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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